罗马共和国的教训：拜登是美国最后的机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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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艾尔文团长
转载：沉思的托克维尔
当共和不能解决阶层冲突时，帝国的失意者就会寻找共和之外的救星，他们迟早会拜倒在一个独裁者的脚下。
共和的本质是在宪制的框架下解决问题，对一个共和主义者来说，遵守宪制远比政见分歧重要的多。共和的衰败往往始于对宪制的践踏，当现有制度不能解决阶层冲突时，国家的失意者就会寻找共和之外的救星，他们迟早会拜倒在独裁者的脚下，将国家从共和变为帝制。
2021年1月6日的国会暴动，是美国前所未有的危机，200多年来，共和第一次遭到了破坏，美国的失意者们不再相信美国的民主制度，转而相信川普这样疯狂的野心家，这代表共和的德性已经堕落到了何种程度。
拜登说他要重塑世界对民主制度的信心，这绝非一句空话，拜登意识到自己是美国民主最后的机会，如果自己都不能解决问题，那么国家的失意者将再无耐心，他们将抛弃宪政民主的框架，转而寻求用暴力解决问题。
2000多年前的罗马共和国，也诞生了大批的社会失意者，当共和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时，他们转而拜倒在军阀和僭主的脚下，最终独裁者凯撒终结了罗马的共和，将罗马带入了帝制。
一、贫困潦倒：帝国的失意者
共和的衰败，往往源于国家诞生了大批的社会失意者，无论是罗马共和国还是美国，国家扩张的好处不均衡的落在了少数人的身上，而大多数人从未获利，贫富差距和不公是共和衰败的起始。
战胜迦太基后，罗马共和国成为地中海的霸主，国家实力达到了顶峰，但与此同时，大量的罗马公民沦为赤贫，贫困人口如此之多，以至于罗马无法征召足够的兵源（有产者才能当兵）。国家扩张的成果全都进了大贵族的腰包。
共和国晚期，战事频繁，很多罗马平民因为战争破了产。罗马此前是义务兵制，装备需要公民自备，国家不发军饷，士兵的收入全部来自战利品，但战利品的分配，往往是贵族军官大头、士兵小头。常年的战争让士兵无法回乡务农，往往导致田地荒芜，当士兵回家时，只能含泪变卖到经营不善的土地，沦为无产者。
与平民不同，贵族是战争最大的受益者，战利品贵族分得大头，战争俘虏的奴隶贵族分得大头，利用奴隶的“低人权优势”，贵族庄园的人力成本大幅降低，生产出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。罗马自耕农的农产品无法与人形机器人相竞争。很多自耕农在庄园的挤压下纷纷破产，只能将土地贱卖给贵族。
贵族还在工商业中大量使用奴隶，奴隶远比公民价格便宜，甚至不需要在乎奴隶的死活。到公元前2世纪，意大利的奴隶已经占到了人口的35%，很多原本是公民充当的职业被奴隶替代。
很多罗马人，既丧失了土地又没有工作机会，只能沦为依靠政府救济为生的流民。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，罗马平民成为了社会最大的失意者，他们不断要求改革，甚至不惜破坏共和的原则，原本作为共和基石的公民成为共和的掘墓人。
2000年后，美国也有一批失意者。70年代后，全球化开启，美国开始产业外移，企业出于成本的需要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，美国工人因为比不过第三世界工人的“低人权优势”而丧失了工作。
不仅如此，大企业还不断的引入移民充实劳动力，80年代以来，美国一直对移民持开放态度，大量拉美的廉价劳动力涌入，拉低了美国服务价格，以前普通人靠理发就能谋生，工人和白领的工资没有差距，如今却是冰火两重天。
美国的全球化，受益最多的是华尔街和互联网企业，其次是新到美国的移民，受损最大的则是美国中低层白人。
为了适应移民的需要，美国开始放弃盎格鲁新教文化，开始主张政治正确和多元化，非洲文明、中东文明被抬到和西方文明同等的地位，导致美国出现了认同危机。正如罗马共和国的扩张一定要考虑外族的感受一样，美国也不再是白人的美国，而是所有人种的美国。
贫富差距扩大，国家认同的动摇，让罗马共和国和美国陷入了深刻的危机。
二、改革的受挫，利益集团拒绝妥协
在遇到危机后，罗马共和国和美国都出现了改革者，但他们都遭遇了挫败。
罗马共和国的格拉古兄弟想要解决问题，他们先后提出了分配国有土地，限制土地兼并和扩大公民权的措施。但它们无一例外遭到了贵族的抵制。
提比略格拉古想重新分配国有土地，他规定超过1000里格的土地，多余的部分要上交国家然后重新分配给无地的公民，同时国家需要动用国库，救济穷人，让自耕农获得投资的资金。但由于保民官只有一年任期，为了推动改革，提比略希望延长任期。
此举遭到了罗马贵族的反对，他们动用了一切手段反对提比略，污蔑他想要成为罗马的国王。
（提比略被活活打死）
在一次集会的对峙中，提比略被暴徒打死，第一轮改革因为贵族的反对而失败。
提比略死后，弟弟盖乌斯格拉古上任，他继续推动哥哥的改革，同时他还着力削弱元老院的职权，盖乌斯准备将东方行省的赋税用来救济穷人，而那些行省按传统应该由元老院掌控，轮不到一个保民官指手画脚。元老院认为盖乌斯就是故意要剥夺他们的职权。
同时盖乌斯希望给予全意大利人公民权，以拓展基本盘，对抗元老院，但没想到他这个举动遭到了贵族和部分平民一致的反对，他们都不希望其他意大利人分享公民权。
最终元老院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，派出正规军杀死了盖乌斯和其同党，元老院用暴力剿灭了平民的代表，完全不顾共和的程序。
格拉古兄弟失败了，但他们点明了罗马社会的深层次矛盾，并让平民和贵族再无妥协的余地，由于平民的利益长期得不到满足，格拉古兄弟曾经试图更改共和的制度。包括：
1.保民官终身任职；2.削弱元老院职权；3.踢开元老院立法。
这些都是共和衰败的导火索，共和的核心就是任期制，打破任期等于打开了帝制的潘多拉魔盒。
格拉古兄弟失败后，罗马的平民对共和国彻底失望，他们不再遵守任何程序，转而寻求军阀和僭主，而元老院也不再讲求任何的程序，也转而寻求军阀的支持。
如今的美国也是如此，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美国的社会危机加重，占领华尔街，桑德斯、川普的崛起，2021年国会暴动，都体现了危机的深刻性。由于10多年来美国的改革停滞不前，失意者越来越习惯通过体制外的方式解决问题。
他们的手段：
一是选举非建制派的政客，典型代表是川普、桑德斯和民主党四小将的崛起。
二是不断运用暴力的方式发泄不满。占领华尔街和国会暴动都是运用非宪政的方式谋求利益。
三是拒绝相信精英。民主党选民认为华尔街贪婪无比，共和党选民则认为精英皆是骗子，宁肯相信阴谋论也不阅读主流媒体。
美国公众和当年的罗马平民一样，开始寻求非正常手段解决问题，而川普、桑德斯就是格拉古兄弟，他们反映了增长的民粹情绪，虽然川普没有解决问题，但他确实点出了矛盾。
三、美国改革的最后窗口期
拜登的上台标志着建制派的反扑，但拜登的胜利绝不意味着美国的情况好转。若不是新冠疫情，拜登仍然没有战胜川普的把握，川普如此胡作非为，仍然获得了大部分共和党人的支持。
美国的仇富情绪随着疫情的加剧也愈演愈烈，贝佐斯被网民嘲讽“别回来了。”巴菲特捐赠41亿美元被公众群嘲。
6月8日，美国ProPublica的一项调查结果更是引爆了舆论，2014年-2018年，最富有的25位美国富豪仅缴纳了136亿美元的联邦所得税。而巴菲特的真实税率仅为0.10%，贝佐斯也仅为0.98%。
其中，贝佐斯在2007年和2011年甚至没有缴纳任何联邦个人所得税，而2007年其财富增长为38亿美元。
而据美国智库政策研究所报告，2020年3月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，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额增加了40%。在此期间，美国还多了46位新亿万富翁，而现有的660位亿万富翁拥有的财富，比美国收入底端的50%人口的财富还多三分之二。
相比之下，2020年下半年美国贫困率上升了2.4%，相当于多了800万贫困人口，非裔贫困率上升了5.4%，三分之一的家庭陷入了净资产贫乏状态。大量的美国人失业、陷入债务危机、领取救济，过得十分艰难。美国的基尼系数在2018年就已经达到0.48（超过0.4就是贫富差距较大），经过2020年的冲击，其基尼系数甚至可能超过0.5。
美国的分配不公、经济压力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，拜登之所以急着加税，加大二次分配，除了要解决债务问题，就是要抚平这股民粹浪潮。
对拜登来说，现在是改革最后的窗口期，如果自己惨遭失败，美国人民将丧失对民主制度的信心，转而寻求暴力的解决方式。
当年格拉古兄弟失败后，罗马平民对共和丧失了希望，他们纷纷投靠强大的军阀，妄图用武力争夺利益。
马略和苏拉虽然代表的派别不同，但都是破坏共和的僭主，他们都用非共和的方式解决问题，两人带着支持者在罗马大杀特杀，全凭谁的拳头更大更硬，苏拉和元老院貌似获胜了，但共和已名存实亡。
最终平民终于找到了他们的救世主，那就是凯撒，凯撒完全无视共和的一切原则，他公然带领军队横跨卢比孔河，攻占了罗马。他上台后，强行将土地分配给退伍兵和平民，并禁止工场、庄园雇佣奴隶，以给予公民工作的机会，同时加大对贫困公民的救济。
凯撒和屋大维以军队的武力作为后盾，完成了格拉古兄弟难以完成的大业，他们通过强迫和施舍的方式赢得了平民的支持，平民从他们手里拿到福利，自然会遵守他们的一切要求。至此，共和已死，帝制已生。
如今的拜登，正处在格拉古和马略苏拉之间，如今的美国也正处于改革的最后窗口期，如果拜登改革成功，美国将重振权威，美式共和将恢复它原有的地位，但如若拜登失败，美国将不可避免的走向专制统治。
届时，美国的不同人群会推举出代表自己的僭主，他们不再信奉法律而是通过武力争夺利益，美国将出现苏拉式的大屠杀。最终一位最强大的独裁者将统一整个国家，建立美利坚帝国。
就这个角度讲，拜登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。如若美国真的从共和沦为帝制，则世界都将为之颤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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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艾尔文团长，转载：沉思的托克维尔。本文版权归属作者/原载媒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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